听证制度是行政程序的基本制度，它可以追溯至英国法的“自然公正原则”、美国法的“正当法律程序”规定，即任何人或团体在行使权利可能使别人受到不利影响时，必须听取对方意见，每个人都有为自己辩护和防卫的权利。根据我国《价格法》规定，价格听证制度是指政府在关于公共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的制定和调整，应当邀请相关主体参加听证会，对价格的调整进行论证，为政府价格决策提供依据的制度。按照《价格法》的规定，价格的决策权在各级政府物价部门。价格听证是政府征求意见的一种方式，是为了辅助政府更好的决策，价格听证并不具有最终的决策权。

　　价格听证的特点和适用范围。

　　价格听证与政府传统定价方式相比，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价格听证具有公开性和公正性。《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法》明确规定：“除涉及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外，听证会应当公开进行”，“听证过程需受到监督”，这样政府的定价需要听取利益相关人的意见。传统定价方式是直接的政府定价，不需要通知利益相关人，他们没有知情权，也没有陈述意见的机会和条件。价格听证建立了公开透明的定价机制。

　　第二，价格听证确立了科学的价格决策论证机制。价格听证要求，政府在进行价格决策时，必须召集利益相关的当事人各方对定价方案进行共同论证，体现了公平和效率。传统定价方式是政府单方定价，主要依据依市场供需关系情况和经济发展状况定价。

　　第三，价格听证突显了市场意识和消费者观念。价格听证要求政府进行价格决策时必须以面向市场、面向社会、面向消费者为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从而促使企业走向市场，贴近消费者。各地方政府制定的具体价格听证目录虽不一样，但都是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商品和服务。另外，根据《听证办法》及《国家计委价格听证目录》的有关规定，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在制定或调整价格时，如认为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确有必要的，也可以按照定价目录规定的权限组织听证。

　　传统定价方式政府进行价格决策的出发点是企业的效益和该项价格决策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定位，没有过多地考虑微观情形，对于群众的利益考虑得不够充分。可见，价格听证制度比传统的定价方式更贴近民众的切实需要，更符合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

　　价格听证制度的经济效益分析。

　　首先，价格听证有利于发挥价格的宏观调控功能，保障经济稳定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它主要反映了政府与经营者、消费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因为价格的每一次变动，都会引起交换双方利益关系的转换，从而影响市场和社会的相对稳定。所以价格是一切经济利益关系的逻辑起点，不仅是微观经济运行的基础，也是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虽然价格机制的运行离不开以公平竞争为基础的市场环境，但由于市场机制调节存在着自发性、滞后性等特点，价格机制自发调节存在不足，本身无法保持物价总水平稳定，控制垄断价格。

　　世界各国制定法律准许政府对市场价格进行适度的干预和调控。可见，在价格方面制定法律是保障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价格听证制度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其次，价格听证有利于抑制企业垄断行为，促进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价格本身可以有效调节市场供求的平衡，协调市场主体做出理性决策，实现社会物质资源的合理配置。但是，某些特殊的商品如铁路票价等却无法由市场自发形成，因为这些商品的提供者往往是市场的垄断者。垄断的基本原因是进入障碍：其他企业不能进入市场与其竞争，因而垄断者能在市场上保持惟一的卖者的地位，在垄断状态下，垄断企业的利润大于边际成本。在竞争市场上，卖者是价格的接受者，即价格是在市场的竞争中形成的，卖者只能接受它，而无法对其施加影响。垄断者得到的超额利润正是消费者受到的利益损失——经济学家将其称为消费者剩余减少。而且，由于垄断者往往把价格抬得过高，会抑制消费者的消费欲望，从而减少社会总福利，用经济学术语说，这是垄断造成的一种“无谓损失”。

　　垄断者的这种价格政策会使市场机制失去调节作用，因为消费者在被迫接受并不合意的市场价格时减少了商品的需求量，垄断者的行为是利用自己的市场权力对消费者进行盘剥，造成市场的低效率。商品的交易量减少了，资源得不到有效配置，社会经济遭受损失。这时，只有政府可以运用行政手段对垄断行为进行干预，管制这些商品的价格。

　　政府定价行为属于公共选择理论中的非市场决策行为。“非市场决策与市场决策的一项重要区别是 ：对市场决策而言，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企业和消费者基本上拥有同等的决策权力来改变市场行为。对于非市场决策而言，政府拥有更多影响市场行为的能力。”垄断企业为了达到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必然要用各种方法影响政府的决策结果。

　　经济学中把利益集团或者个人通过影响公共选择的决策谋取利益的行为称为寻租。

　　寻租行为会造成很大的危害，主要有三大类：

　　一是垄断者为了保持垄断地位的支出（包括行贿政府官员在内的非法支出）；二是政府对这类支出做出反应的努力；三是这种行为引起的第三方行为的扭曲。寻租行为不仅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而且使每个人都希望用非正规方法达到自己的目的，会滋生腐败，败坏社会风气。因此，必须建立公开、民主的程序来约束政府的非市场决策行为，以杜绝寻租现象的发生。

　　公共选择的主体，也就是政府的根本任务是 ：“公共选择中行为与公众的愿望相一致”。政府能否实现这一根本任务呢？众多周知，政治学对人的假设是“人能够放弃个人的私利而全身心地为公共利益服务”；而经济学对人的假设是“经济人”，“经济人”的特点是以个人利益为中心，行动的目的是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很难想象，一个在经济领域自私自利的人显然不能在政治领域内摇身一变，成为大公无私的公共利益的捍卫者，所以失去监督的政府是不可靠的，单靠政府自身是无法完全有效地进行公共选择的。从而，政府也不可能在没有监督下自觉地抵制寻租行为。因此，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讲，价格听证会是改进政府对垄断程度较高行业的管制，从而提高社会总福利的一种重要方法。

　　让价格决策接受全社会的监督，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政府价格决策的科学性和透明度，促进政府价格决策的民主化和规范化。

　　第三，价格听证可以敦促经营者提高经营和管理的水平，发展社会生产力。我国现在有些公用事业企业处于垄断地位，很多行业还实行专营，市场进入门槛很高，这就使它们不能够自我完善，不断地获取垄断利益，将收入用在了非生产领域，没有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进行技术改造、开发新产品，使得有些企业生产的产品质次价高，不能进行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这种趋势不仅不利于企业的发展，而且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利。

　　在这种情况下，价格主管部门采用科学的定价方式，虽然从短期来看没有保护垄断公用事业企业的利益，减少了它们的利润 ；但从长期来看，这样做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能够使企业与消费者实现双赢，增加双方的经济利益。

　　第四，价格听证协调了政府、企业和民众之间的关系。通过多方代表与调定价，政府反复从不同的角度、立场论证，突显了物价部门作为“裁判员”的地位。通过价格听证，相关利益主体参与其中，发表自己的意见，从而使民众理解调定价的合理性，最终形成的价格更容易让企业和广大民众接受，客观上起到了减少价格调整震荡的效果。价格听证对政府价格政策的合理制定也起到了辅助作用，对于协调政府、企业与民众之间的关系也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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